默茨的东方之行:为什么直奔宇树?
2月26日清晨,杭州滨江区的宇树科技总部门口,红灯笼还没摘,机器狗静静趴在地上,穿红衣的人形机器人笔直站立。一批人在春雨里等候。
他们在等一位客人:德国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
在此之前,他带着三十位德国头部企业掌门人飞越了八千多公里——拜耳、大众、西门子、奔驰、宝马、阿迪达斯……这份随行名单读起来,几乎是半部德国工业史。据报道,想来却没能上飞机的商界高管,人数远不止这些。
问题来了:一位以"价值观外交"著称的德国总理,为什么要专程飞到杭州,走进一家成立不过十年的中国机器人创业公司?

那辆曾经拉着欧洲跑的火车头,悄悄熄火了
要理解默茨这趟东方之行的分量,必须先看清他身后那个正在失速的德国。
过去两年,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经历了二战以来罕见的连续衰退,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连续两年负增长的成员。同期,欧元区其他国家增长约6%,美国增长了12%。仅2025年一年,德国工业领域便裁员超过十二万人,大众汽车计划在2030年前裁掉三万五千个岗位。《经济学人》贴在德国身上的"欧洲病人"标签,像一个不祥的预言,正在成真。

更深的危机不在数字里,而在结构里。德国制造业的立国根基——能源密集型产业、精密化工、传统汽车——正同时遭受三重冲击:俄乌冲突切断了廉价天然气,劳动力成本是东欧邻国的两倍以上,而最致命的,是在决定未来竞争力的AI赛道上,德国交出了一份令人坐不住的成绩单:2023年全球五万四千项AI专利,中国拿下三万八千项,德国只有七百零八项。
英国《金融时报》把这个局面说得很直接:中国以德国的方式打败了德国。
走进宇树,是走进一个认知的冲击波
宇树科技的故事,是一个让德国工程师难以坦然面对的故事。
创始人王兴兴硕士毕业后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要数十万美元,能不能用电驱动替代昂贵的液压方案,把成本降到普通人买得起?十年后,宇树的四足机器人占据了全球近七成市场份额,售价不到一万元人民币,是波士顿动力同类产品的五十分之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位列全球第一,估值超过一百三十亿元。
这不是低价竞争,这是对技术路线本身的重新定义。当德国工程师还在优化精密液压系统,中国工程师已经换了一条赛道,用完全不同的解法实现了同等甚至更好的性能,成本却只剩零头。
默茨如果在宇树的车间里站上片刻,感受到的绝不只是一家创业公司的成长。他看到的,是德国引以为傲的"工业4.0"喊了十年,却在具身智能这条最热的赛道上,拿不出一家能与之抗衡的本土企业。这种反差,比任何贸易数字都更令人震动。

资本已经在用脚投票,尽管没人大声说出来
有趣的是,与公开舆论场上还在争论"脱钩还是深耕"不同,德国企业早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达到四年来最高水平,前十一个月超过七十亿欧元,较前两年增长了55%。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以2518亿欧元的双边贸易总额重新超越美国,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德美贸易额则因关税争端下降了5%。
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非但没有将德国企业从中国拉走,反而产生了一种反向推力——既然美国市场充满不确定性,那就在中国寻求更大的确定性。德国工商总会外贸主管甚至公开表示:鉴于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行为,中国目前比美国更可预测。
排着队往东飞的,不只是默茨一个人
把镜头拉远,这趟访问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景象正在成型。
从2025年末到2026年初,法国、爱尔兰、韩国、加拿大、英国,一批发达国家领导人排着队访华。一个共同细节值得注意:这些访问里,谈贸易合作的篇幅,明显多于谈价值观和阵营;强调务实的次数,远多于提站队和脱钩。马克龙说法国无需选边;英国首相斯塔默直接表态英国不必在中美间二选一;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中国比美国更稳定且可预测。
这种集体"转向",与其说是中国的吸引力突然增强了,不如说是美国的可靠性正在下降。当一个大国的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其他国家必然需要寻找新的锚点。
而随行代表团里企业家比例越来越高、谈的项目越来越具体,也在说明一件事:外交的包装在褪色,留下来的是最朴素的逻辑——工厂需要供应链,市场需要买家,经济需要增长。
从"师徒"到"并肩",这个转变比我们想象的发生得更早
曾经,中德合作有一套稳定的模式:德国技术加中国市场,德国输出标准和工程师,中国提供规模和劳动力。这套模式运行了几十年,双方都受益。
但这套模式正在失效,或者说,正在被升级。
就在默茨访华前不久,德国唯一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Neura Robotics把中国总部设在了杭州萧山,注册资本高达4500万欧元,创始人亲自担任法人。他们来不是为了找廉价劳动力,而是为了找技术生态、找产业链、找未来。

德国Neura机器人
这正是浙江大学研究专家雷李楠所说的转变:从"德国技术+中国市场",升级为更对等的双向技术互补和价值共创。
这个转变不是中国单方面崛起的结果,而是两个制造大国在新技术周期里重新找到彼此的位置——德国有世纪积累的精密制造能力,中国有完备的产业链、庞大的市场和快速迭代的创新。两者之间,不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而是更接近两个各有所长的工程师,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解决同一道题。
默茨在基民盟活动上说过一句话,值得反复咀嚼:"当今的外交政策同样也是对外经济政策,而对外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句话撕去了外交的华丽包装,留下最朴素的逻辑:在一个工业岗位持续流失、制造业节节退守、引擎声音越来越微弱的国家,外交的首要使命就是为经济续命。
他在杭州看到的那台机器人,用不到竞争对手百分之二的成本完成同样的高难度动作——这个画面,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清晰地描述了这个时代的真实处境。
这趟飞了八千公里的旅程,最终回答的不是一个外交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一个权力地图正在被重新绘制的世界里,一个以制造立国的欧洲大国,应该站在哪里,和谁一起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