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智谱创始人唐杰判断大模型Scaling法则进入新阶段,不能仅用参数量定义模型规模与能力,还需参考数据量、算力分配和运行条件。大模型Scaling路线多次转向,如今推理成本也需考量。GLM - 5.3保留基座架构,将资源投入后训练实现性能跃升,验证Scaling有可调整空间。大模型竞赛正转向关注模型在真实环境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

大模型的Scaling法则已经迎来全新阶段,如今已经无法单纯通过参数量来定义模型的规模与能力,这是智谱创始人、清华大学教授唐杰的最新判断。

唐杰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关讨论中,直接拆解了行业发布会常见的误区:当下的模型Scaling,不止是参数规模在变化。

在唐杰看来,单独报出参数量,已经很难说明一个模型究竟处在什么水平,至少还要同时参考三个维度:训练所用的数据量、算力的分配方向,以及模型最终由谁在何种条件下运行。

过去几年,大模型的Scaling路线已经经历了数次集体转向。从最初一味扩大参数规模,到转向增加训练数据量,再到将推理成本与后训练环节纳入整体考量,每一次转向都在更新行业对“最优Scaling”的认知:所谓的最优资源分配,其实会随着任务类型、模型架构和使用方式不断变化。

唐杰复盘了大模型Scaling史上的经典转折:2020年,有研究者通过不同规模的语言模型拟合Scaling Law,得出了影响深远的结论——当计算预算增加时,模型参数的增长速度应该比训练数据更快,两者的比例约为2.7:1。这套结论直接为后续的大模型竞赛定下了方向,多款大模型相继登场,参数量从1750亿一路涨到5300亿,万亿参数逐渐成为前沿模型的标志性标签。

但仅仅两年后,有团队通过训练超过400个覆盖不同参数规模和训练Token量的模型,暴露了当时行业的普遍问题:彼时的大模型普遍存在参数过剩但训练数据不足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团队推出了Chinchilla模型,它仅有700亿参数,比2800亿参数的Gopher小了四倍,但训练数据达到1.4万亿Token,是前者的四倍。在相同的训练计算量下,更小但“吃得更饱”的Chinchilla全面超过了Gopher,还超越了其他多款同期模型。由此诞生的Chinchilla Scaling Law提出,计算最优配比应为约20个Token对应一个参数,随着计算预算增长,参数与训练数据应近似同步扩大。

唐杰认为,早期的Scaling Law存在拟合误差,且会随着计算规模不断累积,模型越大,参数与数据之间的资源错配问题可能越严重。回头来看,那场万亿参数竞赛,其实是全行业共同走过又折返的一段岔路。

不过唐杰也指出,Chinchilla的结论并没有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因为它仅解决了训练阶段的资源分配问题:假设一个模型只训练一次,在固定计算预算下,参数和数据该如何搭配。但现实中,模型训练完成后需要被反复调用,头部模型每天可能需要处理数十亿次请求,模型越大,每次运行的计算量和部署成本也越高。因此推理成本也需要被纳入Scaling的整体账本,最优的资源分配方案也会随之再次调整。

另有相关研究发现,如果一款模型预计要处理约10亿次请求,更小的模型配合更长时间的训练,可能拥有更低的全生命周期成本。甚至有团队将训练强度提高到每参数对应1万个Token,模型质量仍在持续改善。唐杰还举例说明,Llama 2 7B每个参数约对应290个训练Token,Gemma 2 9B更是达到约889个,远远超过了Chinchilla时期的比例。

从扩大参数规模,到补足训练数据,再到计算全生命周期的推理成本,Scaling的重点一直在移动,但背后的核心问题始终没变:有限的计算资源,究竟应该投向哪里。

当模型架构来到MoE阶段,资源分配的命题又多了一层新的维度。唐杰将参数拆分为两个核心维度:总参数量更像是模型的“仓库”,决定了它能存储多少知识、事实和长尾信息;而激活参数量与有效深度,则更接近模型单次能够调动的能力上限,决定了推理链能够走多远。

这两种能力在复杂任务中很容易被区分开来。比如漏洞发现类任务,模型记住更多的案例,意味着它见过更多的已知场景,但当遇到全新的问题时,它还需要从初始线索追踪到完整逻辑,连续完成多步推理且不能丢失线索。因此唐杰强调,这类依赖长链推理的能力,很难直接通过总参数量来衡量。

这套判断也为GLM-5.3的研发方向提供了清晰的解释。智谱团队在GLM-5.3的开发中,保留了GLM-5.2的基座和架构,总参数量和激活参数量都没有改动,而是将新增的计算资源集中投入到长程任务环境与强化学习中,通过后训练环节实现了性能跃升。

根据官方发布的测试数据,GLM-5.3在多个专业评测榜单上都取得了显著提升,比如在Terminal-Bench 3.0上得分从4.6升至28.3,DeepSWE得分从46.2涨到66.9,Agents’ Last Exam也从23.8提升至28.5。尽管目前这些成绩仅来自官方测试,外部复现还需要等待模型权重开放,但这次实验已经验证了唐杰的阶段性判断:Scaling有很多可以调整的“旋钮”。

GLM-5.3选择调整后训练环节,正是因为当时这一方向拥有最大的优化空间。参数规模、预训练数据和单次前向计算量依然是重要的考量维度,后续也可能重新转向其他方向继续优化。多个旋钮无需同时转动,上一轮最值得投入的方向,到了下一轮可能会让位给新的瓶颈。

当前大模型的竞赛单位,正在从“谁的知识库更大”,转向“谁能让模型在真实环境中完成复杂任务”。如果模型仅用于简单的问答场景,参数量依然是一个直观的参考指标,但如果它需要连续工作数小时、数天,甚至作为数字员工接手完整项目,那么决定胜负的就不只是它记住了多少知识,而是它能否稳定完成长链路任务、不跑偏且对结果负责。

万亿参数的概念依然存在于行业中,但从现在开始,它可能不再是唯一值得被写入标题的核心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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