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本文基于董舒演讲整理,探讨AI产业落地。出行平台案例显示大模型使纠纷判责准确率从30%提至99%,董舒认为AI核心价值是独立交付,提出“数字员工”概念。他指出企业应将需判断工作交给AI,中国服务业是AI重构机遇。还辨析了“数字员工”概念,介绍其团队打造的OPS Agent平台及技术路径。

此前有一家出行平台设立了专门的纠纷判责部门,当司机与乘客产生冲突或投诉时,需要人工判定责任归属、赔付金额与责任方。最初团队尝试通过算法程序自动化这项工作,但由于纠纷场景复杂、缺乏统一标准答案,程序仅能按照固定规则判定,准确率仅为30%,十次判断七次出错。直到大模型技术落地后,这类判定的准确率直接提升至99%,这个部门也随之被裁撤,相关判断工作完全由AI承接,整个过程没有引发裁员风波或公开报道。

这个案例让前硅谷大厂核心架构师董舒备受启发,他在回国创业后提出了一个反常识的核心判断:AI的核心价值并非辅助人类完成工作,而是能够独立承接并完成交付任务。他将为单个用户提供辅助的AI工具定义为“个人助手”,而将能够独立对接客户、完成完整交付的AI定义为“数字员工”。

在今年7月的智能产品行业会议上,董舒分享了这套关于AI产业落地的思考,以下内容基于他的演讲实录与现场问答整理而成。

董舒此前在硅谷工作近十年,去年回国在杭州创立了OpenHex公司,联合创始团队均来自谷歌、领英、脸书、优步等美国科技大厂,团队具备深厚的硅谷技术原生背景。很多人好奇他们为何放弃海外的发展机会回国创业,董舒的答案非常明确:当前全球正处于AI产业革命的关键节点,而中国的服务业具备独特的重构机遇。

他的演讲主题是《从辅助工作到独立交付》。当前很多AI应用开发者陷入了迷茫:他们开发的垂类AI Agent应用,往往会因为大模型平台的更新而失去竞争优势。董舒团队希望帮助AI应用开发者与大模型平台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而这正是他们创业的核心方向。

从2022年大模型技术初步落地,到2025年的今天,中美行业已经形成了统一的认知:我们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边缘。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信息革命,其核心产物是软件,软件的本质是确定性的代码程序,程序员有一句共识:代码出错一定是人的逻辑问题,因为代码的输出结果是完全确定的。但确定性程序的应用边界有限,现实世界中存在大量无法通过固定规则解决的不确定性问题。

比如审核合同风险、判断创意是否能打动用户、评估候选人是否匹配岗位,这类问题无法通过传统计算机程序解决。此前出行平台的纠纷判责就是典型案例:传统算法的准确率仅30%,而大模型落地后准确率提升至99%。这类需要基于经验、上下文与不确定输入做出判断的能力,被行业称为“专业判断力”。今年四五月份,红杉与A16Z联合发布的文章指出,AI带来的核心能力正是这种判断力,它提供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软件的可能性。

很多企业主最初认为AI只是程序的延伸,希望将重复性、确定性的工作交给AI处理。但董舒团队的观点恰恰相反:企业AI化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将需要判断、无法程序化的工作交给AI。为此他们提出了“判断力密度”的概念:工厂流水线的工作属于低判断力密度岗位,非常适合被程序替代;而营销、猎头、顾问等白领行业属于高判断力密度岗位,正是当前AI重点替代的领域,这也是白领群体普遍感到焦虑的原因。

服务业本身就是高判断力密度的行业,而中国的服务业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此前SaaS模式在中国并未得到广泛普及,因为中国用户更倾向于购买端到端的完整服务,而非独立工具。这种服务依赖非标流程、经验积累与实时判断,正是AI重构的绝佳场景。

服务业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如餐饮、娱乐)与生产性服务业(如咨询、营销、金融顾问、法律顾问)。从GDP占比来看,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国内用户在生活服务领域的体验已经与美国相当,但在高级创意服务、专业顾问服务方面的选择远少于美国,而AI技术正是中国重构服务业的绝佳机遇。

很多行业采用项目制运作,比如营销公司、软件外包公司,这类公司的规模通常难以超过三四千人,因为人力成本与公司规模成正比,当规模达到临界点后,人力成本会呈指数级增长,导致公司越长大越亏损。这类公司只能服务大客户,因为只有大客户能够承担高额的人力成本,因此国内ToB行业普遍聚焦于国央企、上市公司等大客户,难以覆盖中小客户与个人用户。顶尖专业人才稀缺,服务能力无法复制,一个专家一天只能服务8小时,服务单价极高,只有头部客户能够承担。

AI时代,我们可以将判断力程序化并实现复制,让服务能力随着算力投入成比例增长,从而摆脱对人力堆集的依赖,实现规模化服务更多客户。今年四月,硅谷红杉提出了AINS(AI Native Service)概念,行业机构也大力推广这一方向:未来最佳的创业方式不是开发通用AI Agent,而是用AI重构一个具体的服务业赛道。重构的方式不是将SaaS工具卖给服务企业,而是直接用AI搭建服务公司,通过算力投入而非人力堆集服务客户,这对企业架构与服务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国内服务业公司一直在紧跟技术迭代,但最大的障碍是技术范式转变过快。2022年大模型技术落地,2023年出现工作流工具,2024年出现Coze、Dify等低代码平台,2025年这些平台又因为灵活性不足难以满足业务需求,开发者转向LangChain、LangGraph等框架,但这类框架需要代码开发能力,非技术驱动的企业难以承担开发成本。直到今年相关工具推出后,国内AI Agent领域迎来爆发式增长。

这类工具带来了两个关键突破:一是标准化的能力市场,让开发者能够标准化地分享自己的知识与能力;二是标准化的AI Agent构建方式,此前构建AI Agent需要编写代码,而这类工具将身份、灵魂、技能、知识库、连接器等模块进行模块化封装,开发者只需对接各个模块即可完成Agent构建。现在企业内部已经开始部署AI Agent,比如办公平台上的AI助手已经能够与团队协同工作。AI Agent作为劳动力具备明显优势:无需休息、不会离职、无需缴纳社保,只需购买算力即可招募无限多的“员工”,还能通过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能力,全新的生产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当前市场上对“数字员工”的定义存在诸多混淆:有人将通用Agent工具直接称为数字员工,各类国产Agent工具也都被冠以数字员工的名号。我们需要对数字员工的概念进行清晰辨析。在企业场景中,数字员工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提效型AI助手,也就是当前应用最广泛的模式:为每个员工配备专属的AI Agent,仅对该员工负责。很多企业在尝试数字化员工转型时,都会优先选择这类模式。但这类模式存在天然的问题:企业数字资产归属问题。当员工为自己配备了AI分身后,这个分身会随着使用逐渐掌握员工的思维模式与工作习惯,甚至带有员工的部分人格特征。根据国内的人格权判例,员工离职时,这类AI分身可能被认定为属于员工个人而非公司,这让企业主感到焦虑:如果员工带走自己的AI分身,企业的数字资产将荡然无存。

真正的数字员工应该从诞生之初就属于企业,而非某个员工。这类服务型AI员工拥有独立的身份标识,从第一天起就服务于整个公司的协作体系。

以财务岗位为例,提效型AI助手是为单个财务人员配备的AI工具,帮助该员工提升工作效率,员工再将成果交付给客户;而真正的数字员工财务则是独立的服务单元,企业配备专门的维护人员对其进行训练与逻辑校准,内部员工无需对接维护人员,直接与AI财务完成业务交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将交付界面从人切换为AI”。

如果实现这种模式,企业的岗位架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个岗位不再需要多名员工,只需一个AI Agent即可完成。企业的员工数量不再依赖于人数,而是取决于岗位数量,每个岗位配备一个AI Agent,背后只需要少量人员进行维护与迭代升级。这就是我们构想的AI原生公司运作模式。

服务型AI员工分为两类:对内服务型员工,比如企业内部的财务、法务、HR等岗位的AI员工;对外服务型员工,比如销售、客服、售前售后咨询、社区运营、营销等岗位的AI员工。当前国内的AI助手市场已经竞争激烈,而对外服务型AI员工的赛道竞争相对较少,因为开放场景下的不确定性处理、任务边界定义等问题都极具挑战性。

当前的通用Agent架构无法承载对外服务型AI员工的需求。通用Agent的运行模式是为每个用户分配独立实例,但对外服务型AI员工需要全局共享实例,同时解决数据隔离、权限分离与角色分离等问题。此前有从业者尝试用通用工具搭建对外服务的AI员工,遇到了严重的数据安全问题:一名客户上传的合同文件被直接泄露给了另一名客户,因为平台缺乏完善的数据隔离机制。企业将对内的AI助手升级为公司级的对外或对内服务员工时,会遇到安全性与并发处理的双重挑战,这需要完全不同的Agent运行时与构建环境。这也是个人助手与数字员工的核心区别。

我们可以将AI Agent类比为生产设备:过去手工制作杯子需要工匠的经验与时间,而现在通过机器可以无限量产。AI Agent本身就是智力生产的机器,过去的专业服务依赖专家的时间与经验,而未来企业无需再亲自完成交付,而是通过搭建AI Agent来提供服务,只要算力充足,就可以服务无限多的客户。这将实现专业服务的普惠化:过去需要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才能获得的专业服务,未来只需几千甚至几百元即可获取。这种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某外包服务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过去客户愿意为项目支付100万元,现在仅愿意支付30万元,因为客户知道服务背后是AI而非人力,成本结构已经从人力成本转变为算力成本,价格自然会下降。而且这个价格还在持续下降,未来可能降至5万、10万元。小程序开发服务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过去一单小程序开发费用高达5万到10万元,现在只需一两万元,未来甚至可能只需几百到几千元,因为开发者可以通过AI辅助快速完成开发。

未来人类的工作将从直接交付服务,转变为训练、维护与迭代AI Agent,同时协调多个AI Agent完成复杂的业务流程。就像工厂工人不再手工制作产品,而是维护生产机器一样,未来的知识工作者也将不再直接交付服务,而是维护自己的AI服务机器,让其完成规模化的服务交付。

我们团队正在打造真正的数字员工平台,面向规模化交付的专业服务,我们将其命名为OPS Agent(One Person Service Agent)。我们自研了一套底层基础设施,而非使用现有框架,主要为了解决高并发、数据隔离、多租户与企业级安全等问题,但使用体验保持简洁:用户只需通过对话即可训练自己的AI Agent。

我们将Agent训练与产品交付进行分离,提供SDK接口:用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创建并训练AI Agent,业务人员无需代码基础即可完成训练,随后通过SDK将Agent集成到自己的产品中,直接服务客户。我们的产品并非用于提升个人工作效率的工具,如果你需要类似提效工具,可以直接使用国内的同类产品。我们的产品定位是帮助开发者搭建可商业化的AI服务,通过AI Agent直接对接客户完成交付。

除了底层基础设施,我们还搭建了上下文强化学习模块:通过收集客户资料与对话数据,提取有效信息让AI Agent变得更聪明。AI Agent的知识库中存储了不同场景下的行为规则,随着服务客户数量增加、场景复杂度提升,加上人工打标与反馈,AI Agent的能力会持续迭代优化,服务质量与规模化能力都会不断提升。

我们主要服务两类群体:企业客户与小型独立工作室。以头部营销企业为例,他们在尝试数字化转型时,同时部署了提效型AI助手与服务型数字员工。企业内部不可能只有AI而没有人,人类员工依然需要提效工具,因此这两类模式会长期并存,而非互相取代。这类企业发现,部署提效型AI助手的阻力更小,因为服务型数字员工需要解决并发、安全、隔离、多租户等复杂问题,对于非研发型企业来说,搭建这类系统的门槛较高。同时,企业员工对数字员工的接受度也需要一定的教育周期:当前企业员工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使用通用聊天工具,第二层级是会使用AI Agent工具,但即使掌握了这些工具,搭建数字员工依然存在较高的技术门槛。

转型的核心是重新定义人类的工作,而非单纯替换人类。人类的工作将从直接交付服务,转变为开发、训练与维护AI Agent,让AI Agent完成规模化交付。未来随着AI Agent的普及,客户也可能使用你的AI Agent来搭建自己的服务体系,形成复杂的网状协作结构,这将重塑劳动力市场的形态:企业不仅需要招聘人类员工,还需要招募AI Agent,最终形成以AI Agent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Agent经济。


Q:数字员工的自我进化采用了什么样的技术路径?

A: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复杂。此前相关Agent工具就具备自我学习与进化的能力,技能市场上最热门的“自我提升”技能,核心逻辑就是定期回顾对话记录,总结有效信息沉淀到知识库中,下次遇到同类问题时就能给出更准确的解决方案。随着企业场景复杂度提升,需要更工程化的构建方案:如果AI Agent服务于整个项目而非单个用户,就需要从所有用户的对话中学习知识,而非仅从单个对话中提取信息。

我们的技术路径基于“双轮架构”:包含知识库与事件库。项目推进时,系统会根据知识库构建项目结构并派发任务;同时所有对话与业务事件都会存入事件库,其中包含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通过定时任务定期回顾这些数据,生成新的知识并沉淀到知识库中,这套机制是我们自研完成的。

Q:上下文强化学习的具体实现方法是什么?

A:其实原理并不复杂。传统的微调技术通过特定方式修改模型参数权重,但随着基础模型能力不断提升,微调的性价比越来越低。当前的上下文强化学习不再训练模型本身,而是训练上下文环境。

训练上下文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搭建数据流水线,当新的数据或事件产生时,实时反馈并修改上下文。上下文的展现形式包括知识库、技能文档、系统提示词等,只要设计一套规范的架构,让AI能够定期回顾数据并实时修改系统提示词与技能规则即可。当然,实际落地时需要根据场景选择人工审核或AI自主交付的模式。

Q:Agent的技能信号来自哪里?如果搭建自进化的Agent,反馈是需要人工介入还是可以自动完成?目前有没有专门的技术路径?

A:目前主要还是依靠人工反馈,尚未出现完全自动化的技术方案。

Q:如果AI对外服务,用户觉得服务不好可能直接离开,不会直接反馈,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A:用户离开本身就是一种反馈信号,只是负面反馈的抓取难度更高。正面反馈比较容易获取,比如长时间对话后用户给出积极评价。我们目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处理负面反馈:一是行为抓取,通过用户的访问时长、对话轮次、离开节点等行为数据判断服务质量;二是在早期阶段由Agent所有者进行人工复盘。

Agent所有者为了实现商业变现,必然会对对话效果进行复盘分析:如果发现对话效果不佳,会调整提示词,或者通过人工或AI辅助总结问题,将修正内容喂给AI,这本身就是训练过程。无论是留学咨询还是销售服务的案例,运营者都会定期复盘,甚至可以自动筛选出效果不佳的对话案例,分析问题原因并进行调整,这个过程可以逐步实现自动化。

Q:纯线上的数字员工可以通过AI替代,但很多企业的员工还有线下的面对面工作,相关企业有没有相关的落地案例?

A:有些工作确实只能由人类完成,但随着技术发展,岗位会逐渐分离:将适合AI完成的工作与必须人类完成的工作拆开。过去的岗位职责是混合的,因为所有工作都由人类完成,但现在可以将AI擅长的判断、协作、调度工作交给AI,人类专注于需要情感、创造力或物理交互的工作。比如我们内部的产研岗,过去产品与研发是分开的岗位,现在合并为一个岗位,这就是AI带来的岗位合并,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岗位分离。

我们相信未来的团队必然是AI与人类混编的团队。比如我们搭建的营销团队包含3个AI Agent与4名人类员工,其中项目经理是AI。它的主要工作包括每日任务分配、生成流程图与任务列表、跟进进度、确认任务完成情况,甚至可以主动提出疑问并要求人类解释,比如“为什么从版本一升级到版本二?是否是客户需求发生了变化?”即使它没有在群聊中查看对话,也可以主动要求人类提供解释并将信息沉淀入库。

人类与AI本质上是协作关系,并非所有工作都需要AI独立完成,很多环节依然需要人类参与。比如我们尝试用这套工具筹办线下科技活动或黑客松,虽然涉及线下会场与现场人员,无法完全依靠AI完成,但AI可以穿插在整个流程中,胜任管理与协调类工作,仅在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时才将任务派发给人类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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