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授具身智能创业：深耕十年成果变现带学生玩转

当具身智能从实验室概念升级为资本追捧的硬科技赛道，香港高校里涌现出一批跨界的学者：他们既是顶会论文的常客，也是估值数亿的科技公司创始人或首席科学家，在象牙塔与产业上游之间找到了平衡。

据行业统计，至少有十六位香港高校教授，正以创始人、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等身份，亲自下场参与具身智能创业。

有意思的是，这群教授的创业方向覆盖了具身智能全链路：从支撑机器人思考的大脑与世界模型，到帮助机器人感知的3D视觉技术；从指尖的触觉灵巧手、手术台上的精细操作器械，到路面的自动驾驶方案与空中的无人机系统——从感知、决策到操作落地的完整链条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走进他们的创业故事，你看不到德高望重的高校精英以霸总姿态下场掘金，反而能看到这群学者放下身段，从象牙塔走入真实产业中摸爬滚打，将实验室的技术真正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这个过程充满挑战，正如深耕机器人操作40年的王煜教授所说：“今天可能是科学家创业最好的时代。过去导师和学生可能只是论文上的两个名字，今天完全有机会成为共同解决产业难题、一起改变世界的合伙人。”

先看看这批教授的创业布局，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是，他们几乎都避开了直接制造完整人形机器人的路线，而是聚焦打造机器人身体的某一个核心“器官”或功能模块。

有人在做机器人的大脑。

港大的马毅是计算机视觉领域最高论文奖马尔奖的得主，他联合创立了忆生科技，专注研发能自主学习的世界模型；港中文的王晓刚，商汤的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创立大晓机器人，目前正为机器人提供「具身大脑」，长期目标是研发通用具身机器人；港中大（深圳）的贾奎，则在打造具身智能引擎，为机器人构建“最强大脑”，其创办的跨维智能估值已突破百亿，正在冲刺上市；还有2026年4月刚创立的源策未来，由港大李弘扬创办，专注研发“通用全身人形基座模型”。这些项目都处于技术上游，也是最接近通用人工智能的赛道，这也和这批学者的计算机视觉学术出身高度契合。

有人在做机器人的“手”和“神经”。

港科大王煜联合创立的戴盟机器人，主攻机器人手部的“神经末梢”技术：每只机器人手上每平方厘米密密麻麻排布着4万个感知单元，让具身机器人拥有触觉感知能力，即便在视觉不可见的情况下，也能靠指尖触感实时感知接触面的状态，据此调整动作——就像人类闭着眼睛也能精准把钥匙插进锁孔。

港大的罗平是超维动力的联合创始人，团队不仅研发灵巧手和具身大模型，还打造了117自由度的超高自由度人形机器人。全栈闭环是具身智能落地的关键：数据进入模型，模型驱动本体执行动作，本体的执行结果再回流到训练系统，任何一环缺失都会导致闭环断裂。

这一领域正是业内公认的技术瓶颈，也恰好是港校在传感器和精密控制领域的传统强项。港科大的温维佳担任模感科技的首席科学家，为机器人装上类似人类皮肤的“神经系统”，让机器人拥有与人类皮肤相似的感知能力。

有人在做机器人的“燃料”。具身智能圈有句共识：“模型只是引擎，数据才是石油。”港城大的殷鹏，有着NASA和英伟达的学术与产业履历，他创立的赛源科技，专门为机器人公司提供高质量训练数据。

也有人打造面向具体场景的完整整机产品。

港中文欧国威创办的康诺思腾，研发的腔镜手术机器人已获得药监局批准，累计融资超30亿元；港中文刘云辉的未来机器人，专注物流仓储领域的无人叉车；港大张富的硅羽科技，打造能在隧道、窄巷等复杂环境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还有延伸到自动驾驶领域的团队：李泽湘的希迪智驾主攻商用车自动驾驶，港科大刘明的一清创新打造园区无人车，港科大沈劭劼（VINS导航算法的作者）的卓驭科技专注重卡智能驾驶。

从数据服务到机器人大脑，从灵巧手硬件到场景化整机，再到自动驾驶方案，这批香港教授几乎搭建起了具身智能产业的关键技术骨架。

教授创业并非新鲜事，而港科大的李泽湘教授堪称港校教授创业的代表性人物，也是“教授+学生”创业模式的集大成者。

1992年，李泽湘辞去纽约大学计算机系的教职，加入刚建校一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扎心的教育困境：传统工科培养的学生往往一心奔赴硅谷、华尔街，对产业创新缺乏兴趣。在他看来，大学研究必须对产业发展产生实际影响，才能体现其价值。

于是他开始寻找具备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新工科”人才，也就是“能用科技创造新东西的人”。这时，他的学生汪滔进入了视野：汪滔在研究技术时的狂热与坚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李泽湘甚至破格录取了毕业设计仅拿到C级评分的汪滔成为研究生。

在李泽湘的指导下，2006年还在读研的汪滔前往深圳创立了大疆。创业初期，大疆一度面临资金链断裂、技术人员流失的困境，汪滔找到李泽湘求助，李泽湘不仅出资支持，还将自己培养的哈工大深研院第一届研究生介绍到大疆团队。最终，大疆逆袭成为年营收逼近800亿的全球无人机巨头。

大疆的成功成为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香港高校毕业生的首选是赴美深造或进入硅谷、华尔街工作；大疆崛起后，九成学生都转向创业，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已经远超海外。

2014年，港中文信息工程系教授汤晓鸥带领多名学者和研究生创立商汤科技，短短几年就成长为全球融资额最高、估值领先的AI公司。这两位香港教授的创业案例，向整个高校圈证明了大学教授投身硬科技创业，完全有机会打造全球级企业。

港大机械工程系终身副教授张富，与李泽湘和大疆都颇有渊源。2015年前后，他受李泽湘邀请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开始系统研究机器人与无人机技术。回忆这段经历，张富说：“李泽湘老师对我的影响持续至今。”

在港科大的实验室里，李泽湘教导他，认定目标就要亲力亲为，不要只做旁观者，要自己下场做最脏最累的活。李泽湘常说的“get your hands dirty”，意思是不要挑三拣四，不要只坐在实验室里指挥别人，要下沉到一线沟通。

张富将导师的建议付诸实践：实验室项目进入生产环节时，因为实验室订单量小，不少模具厂不愿承接，他就亲自跑到东莞和厂商谈价议价；在山上进行无人机测试时，他也主动冲在最前面，爬一下午山回来腿都发抖。他后来坦言，这段经历让他真正沉下心与一线团队、用户和供应链沟通。

2016年起，张富在大疆担任了8年高级顾问科学家，深度参与大疆的核心技术研发与产品落地。这段经历让他收获颇丰：在高校里，研究成果往往以发表论文为终点；而在大疆，他全程参与了技术到产品、再到市场化的完整流程，与研发人员沟通、到工厂观察工人操作，甚至亲自上手实操，才真正理解一款产品从研发到落地会遇到多少困难与挑战。

带着这两段经历，2018年8月张富加入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组建MaRS Lab（港大机电与机器人系统实验室）。他明确提出实验室的目标是解决真实产业中的问题，而非为了发表论文：“你去解决行业中的真实问题，荣誉自然而然就会来，学术界也会认可你。但是你从一开始只为发论文去做研究的话，十有八九研究只到论文就结束，在学校每年评审的KPI里多了一个条目而已。”

2026年2月，张富将MaRS Lab的研究成果产业化，创立硅羽科技，目标为无人机打造智能大脑，让其成为真正具备感知、思考与行动能力的空中智能体。张富坦言，这段创业经历让他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天地：“高校像象牙塔，教授被保护得很好，大家都捧着你、尊敬你。创业之后，随着身份转变，必然会遇到很多委屈，比如想招的人不愿意来、申请的补贴无法获批、公司团队不理解你的决策等等。”

他意识到，创业意味着要放下教授的身段，直面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学会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府、人与法律之间的各类复杂关系。在他看来，教授的身份很多时候是一种包袱，创业就意味着要敢于打碎自己，再重新整合。

张富将李泽湘视为榜样：“李老师在机器人行业既是学术成功的学者，也拥有可观的产业积累，完全可以选择轻松的路径，但他还是选择投身辛苦的孵化工作，打造出一批优秀企业，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这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大疆成功后，李泽湘先后扶持自己的港科大博士生石金博创立李群自动化、硕士陶师正创立逸动科技、博士张笛创立本末科技。但他真正的贡献，是将“教授带学生创业”从单点操作升级为一套可复制、系统化的“投资+孵化”体系。

2014年，李泽湘决定将这套模式对外开放，不再仅面向港科大的门生，而是面向全国高校的优秀创业者。他联合港科大原工学院院长高秉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甘洁，在东莞松山湖创立了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XbotPark机器人基地）。2015年，他又设立了香港清水湾创业基金（后更名为XBOTPARK基金），专注投资机器人与智能硬件领域，出手阶段覆盖种子轮、天使轮到A轮。

这个基地有多受欢迎？创投圈有句流行语：“要投机器人，就去松山湖。”这里为创业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孵化出云鲸智能、正浩创新、海柔创新、卧安机器人等一批创新企业，李泽湘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业教父”。

教授创业的公司，常采用“导师+学生”的模式，这种模式并非近年才有。早在1986年和1988年，北京大学教授王选和东北大学教授刘积仁就分别创立了北大方正和东软集团的前身，团队中都有学生参与，部分学生后来成为公司发展的核心骨干，这也是师生创业模式的先驱实践者。

李泽湘孵化学生企业的案例极具代表性，正如香港具身智能实验室联合总监李钟毓所说：“教授或实验室的方向有非常长期的积累，在领域里有突破，且突破与产业需求高度契合，就会有团队专门做技术转化，将科研成果放大，这是大家常见的模式。这说明学生和教授都对技术有信心，能跑通商业逻辑，同时对团队也有信心。团队磨合度更好，对技术更熟悉，所以一起搭伙创业。”

在香港，走“导师+学生”路线创业的案例不在少数：港中文的刘云辉创办的未来机器人，核心团队都是他实验室培养的博士生，CEO李陆洋、CTO方牧均出自其实验室；港科大的王煜与博士生段江哗联合创办戴盟机器人，核心研发团队均来自他的港科大实验室。王煜曾澄清，戴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导师带学生创业：“段江哗是戴盟的创始人兼CEO，是公司的总指挥，我只是全力支持他。”

王煜认为，这种师生共同创业的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信任：“我和江哗有多年学术合作的基础，彼此的判断标准和底线都很清楚，上来就能背靠背干活，不用再花大量时间磨合。其次分工明确，他冲在一线做决策，我负责科学把关和前沿判断。再者师生关系背后的学术网络，能为公司持续输送人才，也让同行和合作方更快地信任我们。”

港理工的郑湃带领RAIDS科研团队，将实验室在人机协作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方向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科博智能（CobotAI），团队核心成员大多来自实验室；港科大的温维佳则带着指导的港科大（广州）博士团队创业，将仿生机器人大赛一等奖的项目直接孵化为模感科技：微电子系博士毕业生严朝旭担任CEO，机器人系博士生周航担任CTO，温维佳出任首席科学家并参与持股。

李泽湘曾精准概括这批创业教授的角色定位：“教授未必能给出答案，教授是引导、陪伴，帮助创业者connect the dots（串点成线）的人。”这种定位也延续到了其他师生创业团队中：导师大多恪守“赋能不干预”的原则，不当CEO、不插手日常管理，仅提供技术支持与背书，担任首席科学家或创始人，放手让学生冲在一线担任CEO或CTO。

源策未来的创始人、首席机器人官李弘扬对此深有体会：他是港大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系助理教授，联合创立源策未来的团队包括他主导论文UniAD的第一作者陈立（现任首席AI官）以及复旦大学博士李天羽（现任CEO），三人都是合作四五年的老搭档。李弘扬强调，他们的创业形式“说白了是老师带着子弟兵”，但他并非领导者，三人是平等创业，分工明确，并非按学术资历排位。三人性格迥异，但配合默契度很高。源策未来主要研发通用全身人形基座模型，让机器人不仅上半身可以完成操作，还具备全身协调与泛化能力，比如从柜子底部拿取衣物时，机器人需要下蹲配合手部动作，这类类人全身移动操作能力正是团队的研发方向。

李钟毓表示，教授创业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香港、内地、美国都有类似案例，他在伯克利读博时，身边就有大量老师一边开展科研一边创业。他补充道：“当教授的研究方向与产业需求高度重合时，就会出现技术转移、从学校研究到产业化的案例。只是最近几年具身智能和人工智能赛道热度飙升，资本参与度极高，才让大家注意到香港有这么多教授投身创业。”

李钟毓认为，香港高校教授创业热潮并非仅靠个别成功案例带动，而是与香港高校“重视研究投入与产业转化”的生态和文化密不可分。首先，创业密集区多集中在技术与产业结合紧密的应用学科：在这类工程学科中，高校会引导师生思考技术如何应用、转化，如何产生社会经济效益。教授在撰写科研方案时，都会被问到“研究内容能否落地应用、能否实现技术转化”，而创业过程正是让技术在真实场景中应用、在商业环境中跑通闭环的过程，这也是检验技术本身的试金石，是应用学科科研的重要环节。其次，具身智能的发展带来了广泛的应用场景：李钟毓认为，具身智能未来将赋能千行百业，用前沿技术解决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实际问题，这是非常好的科研方向。他还提出一个现实假设：如果具身智能行业没有关注度、在现实中没有应用价值，谁会愿意创业、谁又会支持你？

机器人创业周期长，多数技术路线尚未完全成熟，从研发到落地应用、再到产生收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投资逻辑也在不断变化。但香港高校教授创办的具身智能企业，似乎总能被资本精准选中：多数公司在天使轮、种子轮阶段就获得数亿元融资。

比如忆生科技的数亿元天使轮、源策未来的数亿元种子轮，戴盟机器人更是连续拿下亿元级融资。不少人好奇港校教授创业是否不差钱，梳理融资数据后会发现，他们不仅不差钱，甚至是资本追着投资。

先说融资速度：这一批教授下场创办的公司，融资节奏甚至按“天”计算。模感科技成立刚满月，红杉中国、高瓴、智元机器人就纷纷登门洽谈投资；硅羽科技半年内完成4轮融资，投资人争抢份额；大晓机器人在4个月内从天使轮升级为“天使+轮”。放在一般硬科技赛道，这种节奏属实“内卷”。

再看融资金额：并非小打小闹。跨维智能B轮融资额达10亿元，投后估值突破百亿；手术机器人公司康诺思腾累计融资32亿元；大晓机器人上半年融资数亿美元；就连戴盟机器人的天使轮都达到数亿，刷新了触觉传感领域的天使融资纪录。忆生科技、源策未来更是夸张，天使轮起步就是数亿元。

最值得关注的是每一轮融资的嘉宾阵容：红杉、真格、IDG等头部VC只是标配，比亚迪、一汽、联想等产业巨头才是常客。卓驭科技背后有一汽（单一战略投资36亿元）、比亚迪、上汽，资本直接转化为客户；模感科技的天使轮投资方中还有本体厂商智元，实现“大脑+身体”的产业联姻。再叠加深创投、南山战新投、浦东创投、港投公司（香港政府平台）等国资“压舱石”，财务资本、产业资本、国资三方同框，才算是一场完整的融资。

在这场投资热潮中，撒网最广的并非纯财务VC，而是联想创投：一家机构就投资了7家港校教授创办的公司，数量超过红杉的5家、真格的4家。红杉、真格、IDG则选择重复下注，在验证过的赛道和学者人脉上持续加注。一句话总结：资本对这些项目的追捧远超“认可”的程度，是追着、抢着投资，且专挑头部教授的项目。

过去两年，随着大模型能力向物理世界延伸，具身智能成为一级市场最热门的硬科技赛道之一，资本争抢优质项目，融资速度和整体估值被推高。风口将资金带入具身智能赛道，但教授手中的论文、技术和人才储备，才决定了资金最终流向哪家企业。而他们最大的资本，正是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科研积累。

李钟毓提到，教授创业往往带着最前沿的技术进行产业转化，学术圈的教授代表着该领域最顶级的技术，且会持续研发，始终站在领域前沿。这也道出了教授创业的另一个特点：他们的核心技术均来自10年以上的学术积累，绝非临时拼凑团队蹭热点。

随便细数一下：刘云辉深耕机器人领域近30年，欧国威在手术机器人领域钻研20多年，王煜更是扎根机器人操作领域40年。当2023年具身智能风口爆发时，他们的技术早已完成实验室验证阶段。换句话说，这批创业教授并非近两年才跟风进入赛道，而是将深耕十几年的学术成果从实验室搬到产业中，转化为产品。当2023年风口真正到来时，他们的技术已经领先临时追热点的团队不止一个身位。

港科大王煜（现任大湾区大学）在机器人操作领域深耕了整整40年，他观察到越来越多的香港教授投身具身智能创业，这确实是当下的时代趋势：“今天可能是科学家创业最好的时代。过去几十年，一项技术从论文走到产品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现在研究、工程和产品可以同步推进，资本、人才和产业链也愿意更早进入原创技术领域。”

王煜分析，具身智能尤其需要这种同步推进的模式，因为它不可能仅依靠一篇论文，必须将模型、算法和硬件整合到同一系统中进行验证。这类团队通常需要长期的原创研究积累、跨学科人才组合，以及明确的研究、工程与经营分工。

个体的成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背后往往站着一整套支撑体系。李钟毓的观察显示，香港高校对教授创业大多采取“中立加引导”的态度。

中立体现在规则制度上：每所高校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教授开展产业转化或创业，必须向所属学院申报，通过考核评审，符合规范即可合规创业。“只要遵循规章流程就可以。”比如，学校设有专门的成果转化办公室（KTO，知识转移事务处），专门对接技术商业化、师生创业、企业产学研合作，所有信息公开透明，只要符合规章即可推进。但底线是保证教学和科研质量，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开展科研、指导学生、服务大学。

将产业应用与课堂教学联动也是教学的一部分：如果教授有创业成功或失败的经历，都可以转化为教学素材，更好地教导学生，这对教育而言也是正向反馈。李弘扬深有体会，港大对教授创业提供了灵活的体系：“在学校Everything is negotiable（一切都可以协商）。”他认为，“高校老师必须脱离教职才能创业，或者上课后立刻去谈合作，两种身份割裂”的传统观念已经过时，创业与教职其实可以相辅相成。创业依托的核心技术往往源于长期的教学与科研积累，而产业中的真实问题也会反过来为研究和课程提供新方向。

港大教师在课程设置上拥有较强自主性，李弘扬主动向学校申请，将原本的深度学习课程调整为“Embodied AI 101（具身智能基础）”。他同时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他补充道：“学校鼓励创业，但绝不代表要本末倒置，这是学校反复强调的原则。”

引导体现在经费支持上：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高校，对应用工程领域的资金和研究经费都给予了较多支持。据了解，不少港校都设有自己的投资机构，政府也为高校创业设立了专项资助基金。2014年，香港推出“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TSSSU），为本地大学提供专项经费，支持教师和学生创办科技企业。2015年，香港成立创新及科技局，首次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提升到政策层面，目标是建立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到产业生产的完整链条。2016年的施政报告更是明确指出，香港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大学科研成果商业化，并提出增加中游和应用研究的投入。

政策推进的同时，资金支持也十分给力：香港推出的支持政策包括InnoHK实验室（38个研发实验室，总投入100亿港元）、产学研1+计划RAISe+（成果转化最高支持1亿港元）、TSSSU（每年最高150万港元初创资助）、AI算力资助（30亿港元）、新型工业加速计划（最高2亿港元量产支持）、创科产业引导基金（100亿港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向AI与机器人板块）。

王煜提到，戴盟机器人早期在港科大蓝海湾孵化，进入产业化阶段后，获得了HSITP（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提供的资金、场地和产业资源等全方位支持。张富则表示，硅羽科技入驻港大孵化器，港大帮忙对接了多家投资机构，公司因此获得了几十万至几百万的资助。“我们最初只有三五个人，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对接投资方，港大的支持帮助我们维持了初期的资金运转，这对初创公司来说非常宝贵。”

与大众认知中“大学只搞学术、不碰产业”的刻板印象不同，香港所有公立高校都配备了专属的知识转移办公室、专利运营平台和专项经费。虽然香港高校常将“产学研”挂在嘴边，但绝不会亲自下场控股，而是采用Spin-off衍生公司路线：实验室产出的技术专利归学校所有，师生使用校内技术创业只需走标准授权流程，学校不谋求控股，仅以专利作为对价获取少量股权。高校既不现金出资、也不插手经营、更不谋求控股，仅通过知识产权入股或设立引导性基金提供支持。

香港高校对教授的考核标准也更加多元，不再“唯论文论”，而是更加看重教授的产业经验和落地潜力。港科大（广州）允许教授停薪留职创业，或在岗担任首席科学家、董事等非运营角色；港中文推出类似学术休假的创业安排，创业期间的募资和团队建设工作可计入学术贡献；港大提供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等灵活安排，并允许教授经申请后参与校外工作与创业。在职称考核方面，教资会RAE2026将“研究影响力”的权重从15%提升至20%。当然，兼顾教职与创业也有明确边界：在岗期间不得参与日常运营，若要深度投入创业，仍需走停薪留职流程。

李钟毓强调，港府的支持不仅针对科研产业化，对基础研究同样提供了大力支持：“有些基础学科教授的研究非常前沿、有创造力，但短期没有社会经济效应，同样会获得资助。下一代技术的爆发点可能就基于当前的基础科学突破，比如数学、控制理论，不能短视。”

区位上，香港更是拥有双重优势：一层是“与国际接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具身智能企业吸纳全球资本、出海拓展的天然跳板。红杉中国、高瓴等顶级投资人都在香港启动了专门的具身智能投资计划，港交所也正在成为硬科技资产上市的首选地。另一层是“背靠大湾区完整的硬件制造链”，英伟达CEO黄仁勋曾判断：大湾区是全球唯一同时具备机电一体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地区。李泽湘也在多次采访中提到，大湾区供应链的迭代速度是硅谷的10到30倍，成本却仅为硅谷的十分之一。李泽湘回忆，当年大疆团队早上从港科大出发去深圳，当晚就能完成工作返回；如今的华强北更是跑出了“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神速。王煜表示，香港为戴盟提供原创科研、国际人才和全球连接资源，深圳则提供产业制造能力和市场发展空间，这种深港协同对具身智能这类硬科技创业至关重要。

说到底，政策解决的是“能不能创业”的问题，而真正决定“有没有人创业”的，是实验室中是否具备足够优质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是否恰好赶上了产业化的时代。而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到来。

回到开头的场景：当一位香港教授的名字出现在深圳某家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栏中，背后其实是三十年的积累在发挥作用：一所不背包袱的年轻大学、两个封神的创业榜样、一套被验证的孵化范式、一条打通香港与深圳的产业链，再加上一个恰好到来的时代。

当然，这场创业浪潮还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它才刚刚起步两三年。但有一件事已经清晰发生：在香港，将论文写在纸上，不再是科学家的终点。越来越多的教授选择将论文“写”在机器人身上，“写”进真实的世界里。这或许正是这场创业潮最动人的地方——它让最顶尖的一批学者相信，他们的研究值得亲手送到现实中接受检验。

附不完全统计的香港高校具身智能创业教授名单：

香港科技大学6位
李泽湘（大疆）
王煜（戴盟机器人）
谭平（光影焕像）
沈劭劼（卓驭科技）
贾佳亚（思谋科技）
温维佳（模感科技）

香港中文大学3位
欧国威（康诺思腾）
刘云辉（未来机器人）
王晓刚（大晓机器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1位
贾奎（跨维智能）

香港大学4位
马毅（忆生科技）
张富（硅羽科技）
李弘扬（源策未来）
罗平（超维动力）

香港城市大学1位
殷鹏（赛源）

香港理工大学1位
郑湃（科博智能）